2006年12月24日，在寶鋼代表中國與世界三大鐵礦石生產商商定2007年度鐵礦石價格次日，處于輿論旋渦的中方主要談判代表——寶鋼貿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永順，謝絕一切采訪，開始休假。
　　據一位接近寶鋼的人士透露，劉永順擔任談判代表的兩年來一直倍感疲憊和壓力，談判完成后，私下表示，不希望2007年繼續出任談判代表。{TodayHot}
　　劉永順雖然如釋重負。但對于談定的在2006年價格基礎上均分別上漲9.5%的鐵礦石價格，并不能讓國內鋼企輕松。一個月前，三大鐵礦石出口商在與日本及中國臺灣的鋼鐵企業接觸中確定2007年鐵礦石談判價格底線為：球團價格不變，粉、礦價格上漲5%，漲幅在5%—10%之間。
　　“既然談定了，也只能接受，但肯定不滿意。”對于結果，武鋼股份(600005)董事會秘書趙浩這樣表示。而他的觀點，在接受《證券市場周刊》采訪的一些鋼鐵企業中頗具代表性。
　　根據協議，按照66%高品位計算，巴西礦離岸價格（FOB）為48.3美元/噸，加上33美元/噸的海運費，到岸價為81.3美元，再加上保險、港雜費等，港口落地價折合人民幣約740元/噸(含稅，下同)，進口礦成本將增加30—40元/噸。相比中國進口鐵礦石在2003年前的到岸價22-23美元/噸，4年間漲幅接近4倍。{HotTag}
　　對此，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李新創向《證券市場周刊》表示，“當前鐵礦石談判的實質不僅僅是價格問題，更是關系到打破國際貿易中追求高額暴利的壟斷行為，談判結果顯示，三大鐵礦生產商的市場控制力大大強于鋼廠，尤其是中國鋼廠的被動地位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而且這種格局短期內還很難被打破。”
　　“妥協的勝利”2007年價格談判完成后，劉永順公開中方的談判策略為，首先達成一個被全球接受的價格，體現中國的定價權;2006年，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CVRD)已成為中國最大的鐵礦石供應商，超過了澳大利亞和印度的主要鐵礦石商，因此先與淡水河谷公司談下來，再談澳大利亞的兩大礦山巨頭。
　　談判最終結果，除了漲價幅度有一定下降，談判時間由去年的半年縮至不到100天，同時還首次在三大鐵礦石生產商與日本和歐洲鋼企達成協議之前談定。
　　但是，面對近年來鋼鐵行業的變化，進口鐵礦石在連年上漲后，仍舊上漲9.5%的談判結果很難讓國內鋼廠感到輕松。
　　不容忽視的一個事實是:2006年,鋼協統計48家大中型鋼鐵生產企業,從國內市場采購國產礦綜合平均到廠價呈逐月下降態勢, 6月份相較1月份降幅7%。其中從5月份開始,國產平均到廠價低于進口平均到廠價,5-7月國產礦平均到廠價低于進口礦平均到廠價2.78%;另外,預計2007年中國鋼材凈出口由之前的負值變為超過2000多萬噸。
　　對此，蘭格鋼鐵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徐向春評價為“妥協的勝利”。
　　勝利之處在于，首次由中國談定基準價。當前國際鐵礦石談判分為亞洲市場和歐洲市場，在亞洲市場上，以往由新日本鋼鐵公司、浦項制鐵公司與全球鐵礦石三大供應商——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亞的必和必拓公司(BHP)和力拓公司(RioTinto)進行談判，然后其他國家依照此價格執行。在此前的總計26次談判中，基準價有12次是日本企業談定的，另14次是歐洲企業談定。
　　而在中國參與的前兩次談判中，基準價由上述兩者談定，對中國來說是兩次痛苦的回憶。
　　在2005年度談判中，寶鋼等企業雖參與談判但主動權卻在日本新日鐵手中，中國最終只能被動接受鐵礦石價格上漲71.5%的結果。2006年，淡水河谷公司打破了固有的談判規則，率先與非主要談判代表的德國蒂森克虜伯公司達成漲幅19%的協議，同時雙方還達成了鐵礦石球團降價3%的協議，而蒂森克虜伯是鐵礦石球團的使用大戶。而連續兩年接受漲價的日本公司，又同時擁有鐵礦石生產商的大量股份，漲價的損失，又從他們在鐵礦石商的投資中獲得補償，實則是“左口袋出右口袋進”。
　　據了解，在澳大利亞24個主要鐵礦中，8家有日本公司作為重要股東，其余16家鐵礦也都有日資參股。在鐵礦石的其他主要產地巴西、加拿大、智利乃至印度，都有日本、歐洲鋼鐵企業直接或間接的權益。新日鐵在隸屬于淡水河谷公司的NIBRASCO礦山中占有25.4%的股份，在隸屬于力拓公司的兩個礦山中分別擁有10.5%和28.2%的股份。
　　2006年10月26日，在啟動本輪談判前夕，日本新日鐵與韓國浦項結為談判聯盟參與談判，而綜合實力遠超過中國寶鋼的影響力。此外，日本新日鐵與巴西淡水河谷結成了利益聯盟:一是雙方聯合投資巴西最大的鋼鐵業USIM INAS公司;二是在鐵礦石開發和運輸方面達成合作協議，形成穩定的軸心聯盟。
　　除此之外，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會長鄒健認為，接受9.5%還有一個理由是考慮到人民幣的長期升值趨勢，2007年可能有3%-5%升值空間，同時海運費有望下降，兩大因素將很大程度上抵消漲價帶來的成本上漲，可以抵消進口價格的增長，中國鋼廠尚能承受。
　　而徐向春認為，上述成本降低因素即使能發生也并不是來源于三大鐵礦石供應商，而中國鋼鐵企業最終以接近鐵礦石供應商要求的上限達成價格協議，這種妥協之舉也是事出無耐，因為中國鐵礦石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
　　打開中國市場“其實早先的許多年里，他們賣給中國的鐵礦石，還要給我們回扣呢!”談及鐵礦石價格的一漲再漲，李新創感慨道。
　　李新創所說的美好時光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2002年的十多年間。
　　當時正是整個世界鋼鐵業的低谷，在2001年的谷底，世界最大鋼鐵產地——日本，六大鋼鐵聯合企業除川崎鋼鐵公司其余五家全部虧損。歐洲的五大鋼鐵企業中，只有阿貝德集團、里瓦集團和蒂森克虜伯鋼鐵公司三家小有盈余，于齊諾爾鋼鐵公司和克魯斯公司財政決算虧損。
　　在此期間，由于歐洲及日本、韓國的鋼鐵廠產量止步不前，鐵礦石嚴重過剩，大多鐵礦石企業處于虧損邊緣。為改變不利局面，三大鐵礦石供應商先后來到日、歐以外的另一鋼鐵大國中國開拓市場。
　　此時的中國，鐵礦石完全自給自足。1981年，寶鋼開始籌建，由于寶鋼進口國外許多先進設備，國內鐵礦石品位難以滿足要求，同時相同品位的進口鐵礦石價格只有中國的自產價格的一半。于是，就將寶鋼的礦石來源設計成了全部進口。為此，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共有4個代表團分4次對冶金部進行了質詢，“如何能保證寶鋼的鐵礦石獲得長期供應?市場有變化，被國外卡脖子怎么辦?”曾為冶金部工作人員的徐向春告訴本刊，“雖然代表提出的問題理論上存在可能，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國內外鐵礦石供不應求，另外，產鋼大國日本、美國以及歐洲的鋼鐵產量，在達到1.3億噸時就開始回落，持續10多年產量徘徊不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中國也最多達到那個水平，而以當時鐵礦石的供應量肯定是仍然供不應求。”據鋼協統計數據顯示，1994年時，中國進口鐵礦僅3734萬噸，直到2001年也僅為9231萬噸，而在1994-2000年間，國產鐵礦石從2.5億噸下降2.1億噸.金嶺鐵礦經營部一位負責人回憶，“金嶺鐵礦雖然生產的鐵礦石品位在60%之上，是國內平均鐵礦品位的一倍，但在2002年之前的許多年內，賣鐵礦石給鋼廠時，多是先發貨后付錢，致使很多貨款不能如期收回，職工的工資都不能正常保證，期間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職工下崗。”在此背景下，國外鐵礦石巨頭在中國市場的開發自然也很艱難。
　　“那時，找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人在鋼廠之間牽線搭橋成為國外供應商采用的重要方法。”李新創回憶，原冶金部和物資部的一些工作人員最早開始了和國外供應商打交道的經歷，后來其中的許多人下海成為目前的鐵礦石貿易商。
　　其中原冶金部部長呂東的外孫女陳寧寧的成就最為輝煌。1994年，獲紐約工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陳寧寧在美國某金融集團任職基金經理期間，因業務關系結識三大鐵礦石供應商之一的淡水河谷公司高層。當年，淡水河谷公司在中國設立辦事處，次年1995年，陳寧寧與其母呂慧二人在香港成立嘉鑫控股集團，注冊資本為2250萬美元，各持股50%，主要從事礦產品的進出口貿易。
　　而最初的業務開展并不順利，嘉鑫控股的一位業務經理介紹，“為了籠絡中國鋼企購買鐵礦，國外鐵礦石供應商除了給回扣，還有按購買量給一定比例的返利，甚至還會主動送給中國鋼企一些礦山的股份，但往往被許多鋼企因擔心承擔虧損而拒絕。”1990年，力拓公司為了對中國市場有所突破，和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公司中鋼集團，合資開采位于澳大利亞的恰那鐵礦。中鋼集團投資1.2億澳元，占有股權40%。力拓公司占有股權60%。當時應力拓公司要求，恰那生產能力1000萬噸/年，均由中國包銷。
　　“中方當時是因為國家給政策和投資，才愿意合作。很多人沒想到當時招致很多非議的項目，如今成為中國鐵礦石戰略中少有的幾個亮點之一。”李新創說。
　　“全球最大的吸鐵石”轉折發生在2002年。
　　2002年5月29日，淡水河谷公司和德國蒂森克虜伯鋼鐵公司達成歐洲市場2002年新的鐵礦石價格協議，其中精礦價格下降2.4%，球團價格下降5.47%。在此之后，5月31日，日本新日鐵和川崎鋼鐵公司與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公司就粉礦和塊礦新價格達成協議。
　　此次價格談判長達近半年的時間。雙方分歧的焦點在于，日本和歐洲鋼鐵企業表示，由于經營業績大幅下滑，因此要求鐵礦石價格下調。而鐵礦石供應商聲稱，鐵礦石價格應合理上漲，因為，全球鐵礦石海運貿易量創歷史新高。
　　而這歸功于中國鐵礦石進口量的大幅上揚。
　　2002年，寶鋼的年產量已從建廠設計時的600萬噸增加到2000多萬噸。據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統計數據顯示，從2000年開始，我國鐵礦石進口每年以20%以上的幅度增長。據統計，2002年我國進口鐵礦石1.15億噸，接近當時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日本。2003年達到1.48億噸，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占到全球鐵礦石海運量的27%左右。至此被稱為“全球最大吸鐵石”。
　　而事實上，相較日本和歐洲，2001年和2002年中國鐵礦石FOB進口價格已分別增加8%和9%。
　　2003年11月，新一輪全球鐵礦石價格談判再次舉行，彼時，國際鐵礦石供應巨頭已經公開宣稱:不論買家說什么，2003年的鐵礦石價格必漲無疑。其理由是:中國鐵礦石需求強勁。最終供需雙方以礦價上漲8.9%達成新一年的價格協議。
　　根據中國鋼協的統計數據，2000年我國粗鋼產量1.285億噸，2005年上升到3.493億噸，五年間產量提高171.83%。同期，全球粗鋼年產量增長的78.6%來自中國。2000年，中國進口鐵礦石6997萬噸，2005年增加到2.75億噸，五年間年進口量增加2.05億噸，增長2.93倍。
　　自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各大鋼鐵企業取得了進出口經營權，開始自主進口鐵礦石。1990年代中期，地方中小鋼鐵企業也獲得自營進出口權。但鐵礦石的國際貿易具有專業性強、市場波動頻繁、供貨不穩定的特點，對買方的風險極大。為此，一部分中小鋼廠，特別是大部分小鋼鐵企業均采用委托貿易商代理進口鐵礦。部分有直購協議的大型鋼鐵企業也委托一些信譽良好的貿易商代理進口鐵礦，確保鐵礦供給的穩定。
　　在這段時期，中國進口鐵礦石貿易發展迅速，嘉鑫控股的業務和資產也迅速膨脹，1995年嘉鑫2250萬美元創業，截至2003年9月，嘉鑫控股凈資產達到5.43億美元。2004年陳寧寧母女以64億元的身價擠進胡潤富豪榜的前十名。
　　上述嘉鑫控股的業務經理說，2000年之后，公司的業務已是應接不暇，不僅以前有合作的鋼企不斷要求增加定單，同時還有大量的新客戶主動找上門來。
　　據嘉鑫控股網站介紹，目前嘉鑫控股集團進口鐵礦石貿易量占據國內進口鐵礦石貿易量的十分之一，包鋼、韶鋼等國內主要鋼鐵企業都是其客戶。
　　蘭格鋼鐵信息研究中心最新完成的論證表明，2010年世界海運鐵礦石需求量達到9.45億噸，比2005年增加2.79億噸;其中中國進口鐵礦石5.24億噸，占需求量的56%，比2005年增加2.49億噸，占未來增量的89%。對外進口鐵礦石依賴度進一步提高。
　　三對多的“戰爭”2004年，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中國開始參與鐵礦石價格談判。
　　而在之前的2001至2003年期間，世界鋼鐵業極度低迷，許多鐵礦石企業經營困難難以為繼。紛紛走上整合之路。最終形成淡水河谷公司、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三家鐵礦石巨頭壟斷市場的局面。
　　根據目前的談判機制，賣方以上述三大鐵礦石巨頭為代表，買方則是日本鋼鐵企業以新日鐵為代表，歐盟鋼鐵企業以阿塞洛為代表，中國鋼鐵企業以寶鋼為代表，形成供方三家、買方三家的三對三談判，形成的每年一次的長期供貨合同價格談判機制。在談判過程中，當一家鋼鐵企業與一家供礦企業達成價格協議并對外公布后，一般情況下其他企業均跟隨定價。
　　雖然形式上是三對三，但實際雙方實力和規模并不對等。
　　其中，淡水河谷公司的保有鐵礦儲量40億噸;力拓保有儲量是21億噸;必和必拓公司的保有儲量約29億噸，并另有未開發的C采區保有儲量45億噸。2005年，世界鐵礦石海上貿易量達到6.36億噸，三巨頭分別占了38%、25%和18%，其他22%的份額被較小的公司瓜分。
　　據統計，在2010年以前，預計全世界(不含中國)的鐵礦石投資136億美元，形成鐵礦石生產能力2.7億噸。其中三巨頭投資108億美元，形成生產能力1.92億噸。2010年鐵礦石供應量將達到9.38億噸，比2005年增加2.67億噸，其中三巨頭占供應增量的78%，占鐵礦石海運貿易量比重達到74%。
　　顯然，因為高度集中，更容易在談判中達成默契，往往三巨頭都以一個聲音出現。2006在鐵礦石談判中，必和必拓和力拓曾經圍繞10%至15%的漲幅與中方進行了多次研究和討論。但自從淡水河谷公司公開報出了24.6%的漲幅，兩家澳洲公司就不再繼續此前的討價還價了。
　　另一方面，目前全球前10大鋼廠只占世界產量的25%。上述主要的鋼鐵談判企業產能份額低，不具代表性，很難真正結盟。雖名義上仍是三對三的談判，而實際上則是三(供方)對多(需方)的談判。
　　2006年的談判開始雙方分歧較大，需方統一的口徑是價格上漲約10%左右。而當5月15日，淡水河谷公司和蒂森克虜伯公司達成漲價19%的協議后，需方不到一個星期就全部接受了。
　　我國鋼鐵集中度更低，2004年前15家鋼鐵企業鋼產量僅為全國鋼產量的45%，目前，我國鋼鐵企業數量多達870家以上。2001年，中國從事鐵礦石進口貿易的公司有173家，2003年增加到268家，到2004年，這個數字幾乎翻了一番，變成了523家。
　　徐向春介紹，目前國內做鐵礦石貿易的主要分三類:一個是純粹的進口商，自己沒有鋼鐵企業，只是作鐵礦石貿易，比如中鋼集團，每年的進口量就大約有1000萬噸;二是國內的一些大型鋼鐵企業，他們往往利用和國際鐵礦石巨頭的談判地位，在滿足自用的情況下，還會額外多進口一些鐵礦石，獲取貿易利潤。如有其中一家大型鋼鐵企業去年的鐵礦石貿易量達到了700萬噸左右，純利潤至少10億元;三就是一些小的貿易商，進口后尋找國內買家而國際三大鐵礦石供應商，因價格統一，并不愿意面對中國眾多的中小鋼企。只有寶鋼等大型鋼廠有能力與澳大利亞和巴西鐵礦石企業簽訂長期協議，其余只能按高出其他兩家長期合同定價近一倍的現貨價從三大礦石供應商以外的印度市場購買。這就形成目前國內市場協議礦價和貿易礦價兩種體系。
　　據鋼協統計，2004年從事印度鐵礦石進口的企業達到了263家，共進口印度鐵礦石5017萬噸，占其出口總量的70%，平均每家企業進口量不足20萬噸。海關資料顯示，2004年澳大利亞礦石的到岸價格為42.8美元，巴西礦石為62.3美元，而同期印度礦石平均到岸價格為78美元，分別比前兩處產地高出了46.9%和22.8%。2006年中國預計進口3.2億-3.3億噸鐵礦石，其中只有40%為長期合同。
　　而國際上主要產鋼國的產業集中度遠高于中國:在日本，新日鐵等4家企業集團鋼產量占全國的73.3%;韓國則由浦項集團等2家企業包辦了該國鋼產量82%。與中國不同，這些鋼企相對集中的國家，鋼鐵企業基本都可以拿到協議礦。
　　“因為大量的高價現貨交易存在，使得三大鐵礦石商有足夠的理由提高價格。”李新創總結說。
　　每年多花數十億美元認識到中國鐵礦石市場混亂帶來的巨大損失，從2005年開始，鋼協開始規范鐵礦石進口資質。
　　2006年12月28日，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中國五礦進出口商會在京聯合頒發了《2007年鐵礦石進口企業資質標準》(下稱《標準》)、《關于推進鐵礦石進口代理制的意見》兩個文件，規定:“2005年度按海關統計進口鐵礦石總量在70萬噸以上的企業，可以獨立擁有鐵礦石進口資質，自營進口量在30萬-70萬噸之間的企業通過自行組合達到合并進口數量70萬噸及以上的，可以合并申請一個進口資質。”此前的2005年5月，有進口資質企業已經由500家縮減至118家，《標準》將于2007年2月1日開始實行，如按新標準，屆時，大約只有90家鋼鐵企業和貿易公司有進口資質。
　　但實際情況是，“蛇有蛇道”，缺乏進口資質的鐵礦石進口商還是能用一些手法規避這一規定。
　　金嶺鐵礦控股的鐵鷹鋼鐵公司年產鋼鐵70萬噸，因整頓失去進口資質。“這其實對我們并沒有影響。”上述金嶺經營部負責人說，目前仍是自己和國外鐵礦石供應談，談定后，只是委托國內有進口資質的企業倒一下手，辦一下進口手續，花一點手續費罷了。
　　據其介紹，由于以前在國內累積了一定數量的“忠誠客戶”，同時也擁有從國外進口鐵礦石的穩定的渠道，因此許多中小鐵礦石貿易商開始在香港和新加坡設立海外離岸公司。他們會在從國外拿貨后，委托國內有進口資質的企業“倒一下手”，然后再賣給鋼廠。
　　作為規范的一部分，2005年，上海寶鋼集團被中國鋼鐵企業協會指定礦石談判中國方面的唯一代表，以期實現中國鋼鐵企業用一個聲音講話。
　　但是，這種安排在李新創看來，“只解決表面形式問題，其他鋼企和貿易商未必會認同和配合這種模式。因為，對大多大型鋼企而言不像寶鋼有較多國外礦山的資源，進口鐵礦石占原料成本比重不同，且與寶鋼存在競爭關系，眾多小的鋼企根本拿不到協議礦，談定的協議礦價格事實上和它沒有直接關系，而貿易商關心的不是價格漲幅，而是他們從中可賺取的差價。”相比日本及歐洲鋼企，國內鋼企還要多承擔運費成本。
　　據鋼協統計數據，2004年我國進口鐵礦石2.08億噸，平均每噸進口礦到岸價為61.09美元，扣除進口2000萬噸球團礦，未燒結礦平均到岸價為57.9美元/噸。同期日本進口鐵礦石1.35億噸，其進口礦平均到岸價為29.48美元/噸。
　　按日本進口礦到岸價核算，2004年我國進口鐵礦石多花了65億美元。其中從澳大利亞、巴西和印度3個國家進口鐵礦石多花了43億美元。而我國鐵礦石卸貨港距進口國裝貨港之間的航運距離與日本相近。
　　對此，徐向春分析主要有4個原因是:一、國際上鋼鐵企業采取聯合采購方式，日本去年進口的13億多噸鐵礦石，主要由不到10家鋼企和貿易商承擔;二、權益進口礦(境外開礦獲得的礦石)和長期合同貿易額度大，現貨貿易額度小。日本鐵礦石現貨貿易量只占總進口量的10%左右;三、租船也采用長期合同(COA)方式，海運費低，平均每噸海運費為7美元;四、運距較短的澳大利亞礦石進口比重大，占總進口量的68%。
　　而我國目前礦石貿易的主要特點是:幾乎沒有權益礦，實際參與進口有500家左右，現貨占有60%，租船以短期或臨時性為主。在這種巨大的差別下，中國每年多支出幾十億美元的買礦成本就不足為奇了。
　　海外購礦之路對于目前中國面臨的鐵礦石進口問題，李新創介紹說，這其實和日本上世紀60年代末面臨的情況如出一轍。而日本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外乎兩個:產業兼并整合做大規模和降低“三巨頭”外來進口鐵礦石比重。李新創認為，中國鋼廠數目眾多，且分屬各地方政府，受行政力量影響較大，行業兼并整合難度較大。目前最當務之急就是降低“三巨頭”進口比重。
　　目前來看，降低“三巨頭”進口比重方式有兩種，一是增加國內產量，二是海外購礦。
　　對于增加國內產量，上述金嶺鐵礦經營部負責人并不看好，“國內礦山平均品位約為30%，只有進口的一半，冼選難度大且成本高，平均開采成本約為300—400元/噸，是進口鐵礦石離岸成本的5—7倍。盲目開采除了造成資源浪費，而且會對環境造成較大的破壞。”國產鐵礦石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狀是:“大礦小開、一礦多開”。
　　據本刊了解，攀鋼后備礦山的白馬鐵礦，屬于國家規劃礦區，目前尚未開發，但其附近已建起7家小選廠，群采濫挖，只采38%以上的資源，采1噸礦石約要浪費6-7噸資源。河北省邯邢西石門鐵礦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形成民采礦井240多條，其中有證礦井只有40條，無證礦井多達200多條。
　　鐵礦石總產量連續7年居全國第一的河北省冶金礦山辦公室主任負責人告訴《證券市場周刊》，目前河北省共有鐵礦采選企業3000多家，其中集體、個體采礦企業占98%，其生產能力占全省總生產能力的80%以上，礦山回采率只有50%，有的礦山回采率不到30%。
　　據美國地質調查局資料，截至2004年底，世界鐵礦石儲量為1600億噸，儲量基礎為3700億噸。鐵礦資源集中在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印度、美國、加拿大、南非等國。而我國全國查明鐵礦石儲量基礎約500億噸，但人均占有量很低，且品位為世界鐵礦石平均品位的一半。
　　李新創說，“打破‘三巨頭’的壟斷之道，當務之急是走出國門，到國外開礦。”事實上，二十年來，中國的許多企業已經在這方面不斷努力(見表)。截止到2005年末，我國境外開礦規約4550萬噸，占進口礦中比例約21%。
　　李新創認為，最理想的配比是，境外開礦在進口礦中所占比重增加到50%以上，這樣國內自產礦石與國外投資開采礦石量的總和將達到國內鐵礦石需求總量的70%以上。
　　“真正實施起來，同樣有很大難度，需要管理層和整個業界達成共識，并在政策上給予適當傾斜，但目前顯然還不是這樣。”李新創指著2002年由冶金規劃院完成的《中國鋼企海外購礦發展戰略規劃》無耐地表示，目前只是在嘗試性階段，仍沒有實質性實施。
　　
　　
　　背景
　　鐵礦石的利益天平
　　當前國際鐵礦石的價格談判機制始于1981年。礦價談判實質是,鐵礦石供應商與鋼鐵企業如何平等分攤鋼鐵產業鏈的利潤。鋼鐵業蕭條時,礦價下跌;鋼鐵業興旺時,礦價上漲。
　　但現實情況是，鐵礦業與鋼鐵業并不能平等分享全球鋼鐵市場繁榮的“紅利”。2002年至2005年期間,鐵礦價格突破徘徊十多年的16-20美元/噸的價位區間,一路上漲，到2006年已經達到45美元/噸。
　　相比鐵礦石價格,鋼材漲幅小得多。當前的價格與1999年1月份相比較,鐵礦石漲價已達256%,而鋼材價格只上漲了156%。
　　據海外研究機構對世界主要鐵礦公司生產成本分析,2002年,國外主要礦業公司鐵礦平均離岸成本8.5美元/噸,其中,澳大利亞、巴西鐵礦石成本最低,平均離岸成本為6-8美元/噸。
　　低廉的成本,居高不下的鐵礦石價格,成就了國際鐵礦業滾滾而來的利潤。據力拓公司公布的數據,2002年鐵礦石產量9095萬噸,鐵礦石凈利潤4.58億美元,2005年鐵礦石產量12449萬噸,鐵礦石凈利潤17.22億美元。同2002年相比,產量增長36.88%,鐵礦價格上漲121.67%,凈利潤增長達276%,這說明其利潤增長絕大部分來源于鐵礦石漲價。力拓公司2005年銷售凈利潤率達到了31.33%。
　　2006年11月8日,淡水河谷公司發表的財務報告顯示,由于市場需求旺盛,鐵礦石價格上漲,該公司第三季度的利潤同比大漲了近47%。財報顯示,該公司第三季度的利潤約為19億美元,而上年同期僅為13億美元。同期,該公司銷售收入增長了近29%,由上年同期的約43億美元增長至約55億美元。
　　而同期寶鋼股份(600019)第三季度的利潤同比下降13%。董事會解釋原因為,“鐵礦石大幅度漲價加大了鋼鐵及下游行業的壓力,公司成本壓力增大。
　　那些拿不到協議礦的鋼企,除了付出更多的礦石成本,由于缺少長期協議的約束,零買零賣的印度鐵礦石在品質上也很難獲得保障。
　　山東金嶺鐵礦經營部負責人對《證券市場周刊》說:“買印度鐵礦最大的問題其實并不是價格,而是質量問題。常常會出現品位低、水分和雜質含量的高,對煉爐影響很大。”江蘇南通檢驗檢疫部門統計結果顯示,2006年上半年南通口岸進口鐵礦38批,其中不合格貨單高達24批,占不合格總量54.1%,涉及金額1.02億美元。可見大規模進口的鐵礦石品質良莠不齊的情況十分嚴重。